今年5月，在一场以“心理健康与过度医疗”为主题的峰会上，MAHA研究所主席马克·戈登公开表示：近年来青少年抑郁和自杀率不断攀升，根本原因不是药物没效果，而恰恰是因为给孩子吃了太多药。他还说，精神类药物的科学基础“完全站不住脚”，并指责当年制造阿片危机的医疗体系，现在又用同样的套路卷土重来。
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（HHS）部长小罗伯特·肯尼迪在闭幕发言中呼应了这种说法，称美国的问题不是单纯的心理健康危机，而是“过度医疗带来的药物依赖危机”。
会后，HHS迅速推出了一项“减处方”行动计划，内容包括举办培训、加快新疗法研究，以及发信要求医生更重视患者的知情同意。
专家认为真正的危机在于治疗不足
受访专家一致认为，把公共话题引向心理健康固然是好事，但HHS这波操作搞错了重点。
医学博士安妮塔·埃弗雷特指出，最让她担心的是，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——反而因为各种障碍得不到治疗。专家们承认，确实有部分患者可能被过度处方或接受了不必要的药物治疗，但更多的情况是，大量患者根本得不到任何心理健康服务。有些患者只能找到未接受过充分培训的处方医生；有些患者依赖抗抑郁药，是因为他们负担不起频繁心理咨询所需的时间和交通成本。
埃弗雷特直言，这是一次“错失的机会”，真正的问题在于，那些最需要治疗的人反而得不到治疗。
就医门槛本来就高，现在更高了
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在回应声明中说，把问题简化成“过度医疗化或过度处方”是不负责任的。真正该做的是确保患者能获得全面的、基于证据的治疗选择，而不是一刀切地反对药物，更不能污名化精神科用药。每个患者情况不同，该用什么方案应该由科学和个体需求说了算。
埃弗雷特还补充说，很多患者选择吃药，其实是无奈之举。在小地方，去心理咨询容易被熟人看见，不如悄悄吃药方便；还有人根本找不到能走医保的心理咨询师，或者没时间、没钱、没车去参加每周一次的治疗。
同时，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新政——比如给医疗补助增设工作门槛、调整医保市场规则——很可能导致数百万人失去保障或只能选择自费高昂的保险，这就让看病更难了。
专家称错误归因不可接受
临床精神药理学学会主席安妮塔·克莱顿认为，把抗抑郁药说成危机源头，既危险又离谱。她解释，精神科医生本来就会定期评估是否需要换药或停药，如果两周后没效果，就会换别的药。确实有人不必要地长期服药，但不能因此否定整个SSRI类药物的价值。
她强调，真正的问题是患者缺选择、缺好医生。她还特别区分了“停药反应”和“成瘾戒断”：前者是头晕、恶心、做梦怪、身体酸痛；后者是强烈渴求、失控、烦躁、出汗、腹泻、心跳加速。两者完全不同，硬扯在一起只会让公众恐惧SSRI，而事实上这类药安全、耐受性好、对多数人帮助很大。她反对因为少数人的不良反应，就让所有患者跟着买单。
数据不足，研究也没跟上
关于停药症状的流行病学数据目前十分匮乏。荟萃分析显示，出现严重停药症状的患者比例差异极大，介于3%至25%之间。
埃弗雷特说，用个案推动政策很危险。虽然个案可以反映某个个体的真实经历，但绝不应该成为影响全体人口的政策的依据。
她还指出，大部分抗抑郁药其实是初级保健医生开的（占将近四分之三），精神专科医生只开了四分之一。这说明问题更多出在非专科用药上，而不是精神科本身过度处方。而政府最该做的——通过大规模研究搞清楚停药反应到底多严重、谁最容易发生、怎么避免——至今都没有动静。HHS也没回应是否有相关研究在进行。
减药之后怎么办？
耶鲁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凯瑟琳·肯尼迪提出一个尖锐问题：如果让医生少开药，但又不给患者提供替代出路，那痛苦的人该怎么办？
她指出，针对不同患者，有多种心理治疗方法可供选择，从精神动力学治疗到认知行为疗法，都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个体化调整。心理治疗对很多患者来说是很好的选择，既可以与药物联合使用，也可以单独使用。
心理治疗明明效果好，也可以根据个人情况定制，但政府并没有帮助增加心理治疗的可及性。相反，保险“精神健康平等”的法律执行一再被削弱，检查人员被削减，最新的执行规则也被政府放弃。所谓“平等”名存实亡，加上本来就存在的“空壳网络”（根本找不到网内医生）和事先授权拖延等问题，患者已经很难获得非药物治疗。现在再强制减药，等于把患者逼进死胡同。
中国SSRI临床应用情况
指南推荐：SSRI仍是一线首选
2025年9月发布的《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（2025版）》（近十年来首次系统性更新），首次将17种抗抑郁药物列为一线推荐，均拥有A级证据支持。其中SSRI、SNRI仍是主流，同时新增了我国自主研发的SNDRI（三重再摄取抑制剂）类药物。
SSRI的代表药物包括氟西汀、帕罗西汀、舍曲林、氟伏沙明、西酞普兰、艾司西酞普兰等。临床研究证实，SSRI的疗效优于传统三环类抗抑郁药（TCA），且因不良反应更少、服药更简便，患者依从性更高。
处方现状：SSRI临床应用广泛但非专科处方比例高
真实世界数据显示，SSRI是中国抑郁症患者初始治疗的首选药物，但随着治疗推进，后续可能会换用或联用SNRI等其他类别药物。
一项覆盖2018—2020年某综合医院门诊8007张抗抑郁药处方的调查显示：
SSRI处方占比46.43%，是临床主要治疗药物之一；
处方开具科室以神经内科（45.17%）、心内科（36.06%）、消化内科（14.46%）为主，精神专科处方占比极低；
患者多为50岁以上女性（占84.59%），诊断以焦虑或抑郁合并躯体疾病为主（占78.77%）；
93.16%为单一用药，但总体处方不合理率达25.14%，主要体现在联合用药不适宜、给药频次不适宜等问题。
此外，有处方权的执业医师（包括内科、神经内科、心内科等）均可开具SSRI——这类药物不属于管制类精神药品。但非精神科医生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低、误诊漏诊时有发生，也是当前临床面临的一大挑战。
大圣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相关文章
![配资平台网 [妈妈的朋友] 边界感的艺术呈现：亲密关系中的分寸与尊重](/uploads/allimg/260408/081606130102H5.jpg)
热点资讯
推荐资讯
